基于对我国《价格法》第1、14、18、22、23、25、37、38、41等条款的体系性分析可知，我国制定《价格法》不仅仅是为了发挥价格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稳定市场价格总水平，《价格法》在立法目的上还强调对消费者个体性合法权益的保护。

限制竞争倾向并非要否定地方试点主义和政治锦标赛的正面意涵。[36]司法系统的行政化运作实际上与整个国家在政治运作上集中统揽、整体协调、上下联动的全面体制一脉相承。

（一）改革过程的周期循环 我国法院人员分类管理的理念至少可以追溯到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以下简称《一五纲要》）。我国司法运行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内部权力结构与外部政治体制具有同构性和一致性。[27]参见张智辉：《司法改革：问题与思考》，《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这一时间段可以视作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的发展期。[36]参见左卫民、周长军、陆贤刚等：《法院内部权力结构论》，《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

行政主导的司法改革容易陷入单方推进、封闭式的境地，无法充分凝聚改革共识，可能导致功利主义和策略主义的改革。令人遗憾的是，其后5年时间内员额制仍然停滞不前。[19]彭君：《党领导立法的规范分析与完善路径》，载《法学杂志》2018年第5期，第79页。

在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一切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必须成为国家计划的一部分，而国家计划实际上又只能集中于中央。（二）为各地方的发展创造平等的机会 市场经济本身要求公平竞争和机会平等[37]有学者认为，要兼顾央地两个积极性原则，走出实践中一味将地方视作中央附庸的误区。（一）根本制度依据 现行《宪法》第1条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

[7]［德］萨维尼：《萨维尼法学方法论讲义与格林笔记》，杨代雄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07页。因此在新的区域发展战略的背景之下，破解行政区经济难题是最为突出的，甚至是首要的任务。

从权力运行的角度，纵向看，应该通过中央适度、有效授权，提升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治理效能。丁宇航：《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立法研究》，载《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6期。第二，就地方层面而言，《宪法》关于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城乡建设事业等规定，以及自治机关的职权职责，如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自主地安排和管理地方性的经济建设事业的规定，涉及区域协调发展事项。我国宪法强调中华民族的整体性概念，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16]李伟、杨蔚：《论习近平的协调发展理念》，载《党政干部论坛》2018年第3期，第6页。[21]参见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05-106页。社会主义作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根本制度依据，主要体现在对发展的平衡性与共享性的要求。宪法指导思想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和法律效力。

[13]同注释12，第25、29页。事实上，任何一项人权的提倡及其保障均是基于社会共同体的范围之内，因此人权的保障，不能仅仅强调个体意义上的权利，还应该注重和提倡集体人权观。

[8]现行《宪法》序言和正文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体系性提供了较为充分的宪法规范依据。第三，坚持针对性，即每个不同区域提出的发展规划应该紧密结合各自的实际条件，应破解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例如京津冀和长三角两个战略的针对性各自不同，前者更强调京津冀三地的协同发展，要减少三地发展水平的较大落差，破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难题，生态环境压力在三地均较为突出。

除了上述两种类型的权利，其他各类型的以人民美好生活为核心的权利保障也构成区域协调发展的权利理论的基本内涵。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更好实施，依据宪法的规范与理论，应该坚持整体性、平衡性、针对性、效能性等几项原则。（三）权力配置理论 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从政治法属性上看，一项最主要最直接的功能就是对国家权力进行配置，既包括横向的权力配置，也包括纵向的权力配置。第四，以市制改革为主要抓手对我国行政区划进行创新，充分发挥大城市的综合城市功能、辐射带动功能，以强大的城市功能抵消行政区经济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文交流中所产生的负面因素。就法学界的研究而言，根据中国知网的搜索，截至2021年12月4日，共有37篇期刊论文，其中核心期刊18篇，法学核心期刊5篇。[16]协调发展主要解决的是发展不平衡问题，在上述诸多协调的内涵中，区域协调发展是重要一环，在坚持中央统一领导下，应该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缩小地域之间发展差距，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区域整体平衡发展。

学者们的研究偏重从经济法等的视角进行理论研究或比较宏大的整体性分析。为此，有学者建议，在区域公共事务的治理中，中央政府可以通过让地方政府拥有部分优先权来激励区域地方政府参与协作治理的动力和自主性，使区域共同利益与地方政府自身利益达成某种一致，地方政府在充分考量之后愿意突破固有行政区划的羁绊，主动参与到区域协同发展中来。

[28] 围绕上述区域协调发展的国家级战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指出了总体目标、基本原则以及诸多机制。[8]参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编写组：《宪法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41、47页。

[32] 2.试行中央适度、有效授权机制。[27] 四、更好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制度完善思路及建议 如前所述，任何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研究，一定应该是结果和效能导向的。

[18]有学者指出，宪法发展一词，可以超越形式主义宪法观下正式——非正式的二元对立，通过党领导人民认识宪法发展规律、实现宪法所承诺的美好生活，将宪法变动的正当性寓于历史规律的阐释之中，既关注宪法变动的形式合法性，又关注实质正当性，兼顾宪法发展的规范性和合规律性。[36] 3.充分提升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治理效能。导致我国各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以及不充分的原因是多种的，但行政区经济是导致不平衡、不充分特别是各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最现实原因。冉富强：《区域协调发展的国家义务与法治保障》，载《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

第二，在中央事权需要地方落实配合的范围内，地方发挥较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观认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是人权的实质内容和目标。

[24]于文豪：《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的地方》，载《法学家》2020年第3期，第44、46页。有学者建议，通过区域地方政府之间行政管辖权的让渡，形成一种超出地方权力的跨界的区域共同权力，这种权力可以由跨区域整体性协作组织来行使。

协调发展的理念，要求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不同产业的同步发展，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软实力，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等等。有学者指出，关于发展的道德哲学就是如何通过协调的价值引导与价值理想使个体与整体、个体与个体、整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处于有机的平衡之中。

丁庭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经济法路径——以发展规划法的制定为中心》，载《地方立法研究》2021年第4期。[29]在此基础上，为更好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笔者提出如下原则、思路和具体建议： （一）更好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基本原则 第一，坚持整体性，即坚持系统发展观，每个区域都是国家整体发展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要在作为新时代国家重大战略之一的国家发展的大局中整体把握和推进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具体到现代宪法上所讲的制度性保障，有学者指出，更多强调的是立法机关有积极的义务去制定和形成制度。第二，要注重提倡和保障集体人权。

针对不同区域，提出不同发展战略。[11]可以讲，我国宪法建构了包括基本原则、基本制度与基本国策在内的完整的社会主义规范体系。

进入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的最大优势，就是用法治的方式集中力量办大事。杜宴林：《当代中国法学发展理论的解构与建构——以人为本为视角的考察》，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3期。

第一，就平衡发展而言，现行宪法明确了要用好宏观调控等手段，同时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也意味着鼓励各个地方均要主动、积极发展。现行《宪法》对我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内涵的规定是双向一体的，明确了坚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换句话说，中央的统一领导与地方的主动积极作为，不但不矛盾，而且还可以相得益彰。